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策略操盘，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《南京条约》，将香港岛割让出去。随后在《北京条约》和《展拓香港界址专条》的进一步推动下，九龙和新界也被划入英国的殖民统治范围。英国人接管后大力进行经济开发，使香港逐渐发展为亚洲的金融和贸易中心。然而，对中国而言，香港被割占始终是心头的一块痛，主权问题长期悬而未决。
到了20世纪80年代，中英双方开始就香港回归展开谈判。1984年12月19日，《中英联合声明》正式签署，明确规定1997年7月1日零时，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，英方撤出驻军，中方驻港部队进驻接替防务。声明中同时写明“高度自治”和“一国两制”的原则，强调驻港部队只负责防务，不会干预香港内部事务。这份声明为香港平稳回归奠定了基础。
为了落实回归细节，中英两国成立了联合联络小组，1985年起便投入工作。其中，中方代表陈佐洱是关键人物，他早年从事新闻与港澳事务，后来长期负责香港问题，经验极其丰富。他在谈判中尤其注重细节，往往能发现潜在隐患。与此同时，外交部礼宾司的安文彬负责回归仪式和交接防务的安排，他同样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展开剩余77%回归前夕，一切准备似乎顺利推进。仪式地点确定在香港会展中心，英军的撤离时间表也已经敲定。然而，1997年6月16日，安文彬在审核相关文件时发现了一个严重漏洞：按照原协议，英军必须在6月30日午夜前撤出，而解放军则在零时正式进驻。但从部队进入香港到分布在各个岗位，需要至少两到三小时，这段间隙意味着香港会出现“防务真空期”。考虑到香港是国际大都市，届时将有世界各国政要和大批媒体聚集，一旦发生突发事件，后果难以想象。
中央获悉情况后，立刻高度重视。陈佐洱召集团队开会，经过反复讨论，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堵上这一漏洞。中央的指示很明确：香港不能有一秒钟没有防务力量。于是中方提出让解放军先头部队提前进驻，人数定为509人，携带必要轻武器，直接驻守关键营地，确保零时能够立即接管。
这一方案必须得到英方同意，但按照原协议，中方部队在回归前不得进入香港，因此谈判极为艰难。陈佐洱代表中方，从6月17日开始与英方代表包雅伦展开多轮交涉。英方起初坚决反对，理由是这将违反协议，并担心会损害英国的国际形象。中方则据理力争，列举真空期可能带来的风险，还多次在人数、武器、营地选择上作出妥协。经过拉锯，最终在6月21日达成协议：中方509名先头部队可于6月30日晚9时通过陆路进入香港，低调驻入石岗、昂船洲和威尔斯亲王大厦等地。
随后，驻港部队迅速展开行动。解放军由广州军区抽调，先头部队由熊自仁少将率领，武器主要为步枪和轻机枪。为了保密，后勤装备被伪装成普通货车运输。6月30日晚9时，509名官兵分批从皇岗与文锦渡口岸进入香港，39辆车组成的车队在夜色中悄然驶向各个营地。零时前，他们已全部到位，顺利接管防务。与此同时，英国总督彭定康主持最后的交接，英军撤离，五星红旗与区旗在会展中心缓缓升起，场面庄严而激动人心。
香港回归当晚的交接过程平稳顺利，没有出现任何意外，这一切都得益于中方在细节上的周密准备和外交上的坚决立场。陈佐洱在其回忆录中提到，英方一度拖延，但中方坚持原则，最终确保了零时无缝衔接。此后，驻港部队保持低调，只承担防务职责，从未干预香港本地事务。香港经济在回归当年继续保持增长，GDP上升5.1%，金融市场稳定。
陈佐洱和安文彬在这段历史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。陈佐洱后来担任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，并出版《交接香港：亲历中英谈判最后1208天》，详述谈判艰辛。安文彬则继续在外交岗位任职，后来担任驻洛杉矶总领事，退休后常回忆起升旗时的细节。两人的经历体现了那一代外交官与谈判代表的责任与担当。
从历史角度看，509名解放军提前进港的决定，是维护国家主权和确保香港顺利回归的务实举措。它不仅消除了潜在安全隐患，也展示了中国在重大关头坚决维护利益的立场。回归后的香港，在“一国两制”框架下保持繁荣，面对1998年金融危机等挑战也能渡过难关。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推进，高铁与港珠澳大桥的开通，香港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，继续发挥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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